正规网赌平台

配色方案
字体大小 A A A
投稿中心

试论污染环境犯罪的刑法规制

时间:2018-07-18 来源:《宜昌检察》 访问量:

[摘要]  污染环境犯罪的危害后果严重,其危害后果同时具有累积性和潜伏性的特征,该种犯罪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危害极大。文章通过对污染环境犯罪的犯罪类型和罪过形式进行分析,使人们对污染环境犯罪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同时也对污染环境犯罪刑罚方面的缺陷进行了完善。    

[关键词]  污染环境犯罪 犯罪类型 主观方面  缺陷   

 

一、污染环境犯罪的特征   

(一)污染环境犯罪危害后果的严重性、渐进性和潜伏性

污染环境犯罪直接侵犯了大气、水体、土地等生态环境要素,在给自然环境带来重大危害的同时也对人的生命健康安全、财产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更为重要的是,污染环境犯罪一旦发生,将花费十几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来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严重影响了生态平衡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污染环境犯罪危害后果的渐进性是指污染环境危害后果的形成往往是长期排放污染物的结果。这是由于环境具有一定的自净能力,短时间少量排放某种有害物质会被这种自净能力而消除影响,但是如果长期排放该种有害物质,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环境所不能消化掉的那部分有害物质就会慢慢积聚起来,其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危害后果。污染环境犯罪的潜伏性是指污染环境犯罪的危害后果并不是在污染环境行为实施后立即出现的,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被人们发现。这主要是由污染环境犯罪危害后果的渐进性所决定的。少量排放的有害物质已经对人体产生危害,但由于症状不明显,并不会被人发觉,随着有害物质不断在人体内积聚,逐渐出现明显症状,严重危害人体生命健康的结果才最终被发现,这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  

(二)污染环境犯罪具有行政从属性  

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决定了污染环境犯罪具有行政从属性。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是指危害环境罪通常以未获行政机关的许可或违反行政法规的安全标准、安全要求为前提,危害环境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全部或部分地决定于是否符合行政法上的要求,这种危害环境罪的成立对行政法规及行政命令的依附即是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根据《刑法》第338条规定,构成污染环境罪的首先要有“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本法条中“国家规定”指的是在环境保护工作方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比如违反了《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相关规定。这就意味着污染环境犯罪的成立与环保行政法规定的环境适用标准、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及环保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有着密不可分的的关系。可以说,环保立法以及环保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命令是决定污染环境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污染环境犯罪对环保行政法规及行政命令和许可具有依附性。

二、污染环境犯罪的犯罪类型   

()严格刑事责任理论  

由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以及为弥补对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威慑和惩罚此类犯罪,有学者提出在采用过失责任制的同时还应考虑严格责任制,即有权利用环境的法人和行为人,有义务保证该行为不危害环境,一旦发生危害就应承担其应负的责任,直至刑事责任。笔者认为虽然严格责任是在近代刑法理论的基础上,为适应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采用,是对传统刑法理论中归责方式的重大突破,对于惩治某些犯罪可能有着积极意义,但将其适用于环境污染的犯罪,对主体主观上无过错的污染行为认定为犯罪,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首先,严格责任违背了我国刑法的内在生命,即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和刑法第16条关于行为人无过错不是犯罪的规定,与我国适用刑罚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目的悖谬。其次,严格责任在污染环境的犯罪适用中,会有失公正,如果每个企业都按合理标准正常排污,是不可能预见到共同排污的后果,亦没有义务注意共同排污的后果,且他们的行为大多是获得许可后的行为,单纯追究企业的刑事责任有失公正。其三,严格责任适用的环境危害行为的严重程度与刑事责任的严重程度不匹配。一些国家的无过失或严格环境责任的适用范围主要是一些处以罚金的轻微危害行为,而在把社会危害性达到严重程度的行为才宣布为污染环境犯罪的中国,对于这一类主观过错不明或无罪过,但客观上造成了严重环境损害的行为,则纳入到了行政处罚的领域。其四,刑罚应该具有谦抑性,宽容性。正如陈兴良教授指出,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控制时,才能运用刑决的方法,惩治污染环境的犯罪中适用严格责任而扩大刑法的干预是可避免而无必要之选择。刑罚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制裁手段,有其特殊的质的规定性,刑罚的适用既应针对依法构成犯罪的行为,也应受制于刑罚目的。对主体缺乏罪过而并不构成犯罪的行为施以刑罚,实不足取。 

(二)过错刑事责任理论 

任何犯罪都是行为人基于一定的被刑法所否定的心理态度而实施的,通过犯罪行为的“中介作用”,得以转化为客观现实。没有否定的心理态度的支配,行为人与其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之间便丧失了因果联系,行为人即不应当承担被责难的后果。同样,脱离了对行为人心理态度的分析,我们将无从认定环境污染行为的性质,搞不清污染环境犯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也会影响到量刑的轻重。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大多认为污染环境犯罪的主观方面是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污染环境的行为可能引起的危害环境的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这种心理态度包括故意或过失。     

三、污染环境刑事案件的办理难点

(一)环境刑事案件举证难。不论是立案、移送、批准逮捕、审查起诉,每一个程序环节都涉及取证问题,只有达到了法律规定的证据标准,才能进入下一个程序环节。相比于民事或行政案件,为了保障无辜的人或单位误受刑事处罚,同时也出于保障被告人合法的刑事诉讼权利的需要,刑事案件各阶段的证明标准都是最严格的,而在所有刑事案件中,环境污染中存在对人身的伤害具有潜伏性、隐蔽性、累积性、长期性等问题,需要借助因果关系、间接反证等因果关系理论,而这些理论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争议。且环境刑事案件、环境污染案件的证据本身具有稍纵即逝的特点,如果不及时强有力地收集证据,将面临证据消失的危险。但在现实实践中,由于环保执法部门只有行政执法权而无采取强制措施权,经常遭遇取证难、举证难的困境。再加上环境污染与破坏问题的专业性鉴定强,环保执法队伍的专业素养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因此,目前环境刑事案件的取证遭遇困境。在申请第三方鉴定方面,环境污染案件的鉴定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导致环保执法部门压力大,无法负担。

(二)“以罚代刑”问题突出。2001年国务院出台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与2007年环保部、公安部、最高检联合发布了《关于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这两个文件均只是抽象地规定:公安机关对于环保执法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决定是否立案。但均未对证据不充分,告知需要补充调查的规定做出过详细规定。这就是说,环保部门在移送案件时必须提供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卷材料;否则,公安部门可以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受理。在如此高的证据标准面前,环保部门由于自身执法能力和取证能力有限,再加上污染行为本身的专业性和结果发生的复杂性,当环保部门难以查证事实取得充分证据的时候,只能将其内部消化,“以罚代刑”,从而致使环境涉罪案件移送受阻。在行政执法、司法实践中,由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与司法机关对接不畅,大量的涉嫌环境违法犯罪应当通过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刑事处罚的案件,真正进入司法环节受到刑事追究的却为数不多,多是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有案件不移送的现象普遍存在,导致法律法规缺乏威慑力,违法成本低的现象长期存在。由于行政执法部门应当移送而没有移送,有些构成犯罪的行为得以逃脱刑法的制裁。

四、污染环境犯罪刑罚方面的缺陷和完善   

(一)污染环境罪刑罚方面的缺陷 

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对污染环境罪做了很大的修改,但是其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在刑罚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首先是自由刑过轻。现行污染环境罪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处罚的力度不够,其在整个犯罪体系中是属于轻罪的范畴。在现行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的三个污染环境的犯罪中,污染环境罪的法定最高刑最低,只有7年,而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的法定最高刑是10年,而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法定最高刑却达到了15年。在这三个破坏环境犯罪中,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但其刑罚却最低,这是有失偏颇的。其次是罚金刑不完善。污染环境罪属于贪利性犯罪。对于这样的犯罪行为,我们就应该从经济利益上着手,用罚金来打消污染环境犯罪获得的利益,提高污染环境犯罪的违法成本。既然行为主体为了经济利益可以不顾国家相关环境法规的规定而忽视环境的保护,我们就应该扩大罚金刑的适用数额,在经济上加大污染环境所带来的经济违法成本,使其在行为前慎重考虑自己的污染环境行为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但是,我国对于污染环境罪的罚金刑并没有规定明确的处罚方式,只是规定了并处罚金。而根据刑法总则和相关最高法院适用财产刑的解释,刑法没有规定具体数额标准的,只是规定了最低不少于1000 元的标准。在这之中可见,污染环境罪的罚金最低1000 元,最高并没有规定。这就给了法官非常大的裁量权,容易提供法官寻租空间、滋生同罪异罚的现象。在我国司法队伍整体素质还不高现状下,更容易出现司法不公的情况。同时,环境污染案件一般关系到地方经济的发展,也比较容易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  

(二)关于刑罚方面的完善 

 1.法定刑适当调整 “为了强化和突出对人类生存环境的保护,在当今各国环境立法,都加大了对环境犯罪的刑事制裁力度,即通过对污染环境者适用严厉的刑罚处罚,以惩治和预防环境污染事件发生。”而我国污染环境罪的最高刑期为7年有期徒刑,但第339条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最高刑期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明显的不合理在《刑法修正案(八)》中被忽视。刑法作为环境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不合理的法定刑就会让污染环境的行为人有恃无恐,肆意污染,上文中提及的冯卫国教授所做的统计中也不难发现这一现象。笔者建议为了加大制裁力度,应当对污染环境罪的最高法定刑做出修改,设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另外,明确本罪的主观过失后,应当对过失犯罪和故意犯罪设置不同的法定刑。  

2.改革污染环境犯罪的罚金刑 。首先,提升罚金刑在污染环境犯罪中的地位,将其作为的主刑使用。这也是对我国刑罚体系的改革与突破。因为在我国的刑罚体系中罚金刑一直作为附加刑而存在的,一般不作为主刑使用。但是由于污染环境犯罪有其自身特点,而需提升罚金刑在污染环境犯罪中的地位。其一是因为污染环境犯罪一旦发生实际危害结果,必然严重地危害我国的水土资源以及其他环境资源,甚至给人民的生活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害,并且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这些被破坏的自然生态如果要恢复,也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其二,环境犯罪的产生也是由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很大一部分污染环境犯罪都是企业所为,许多小企业或者单位单纯的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企业生产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并且没有按照国家要求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才导致了污染环境犯罪的发生。因此对这些小企业的不当行为所造成的污染环境犯罪应当对其主要运用罚金刑来惩治,这也是与我国所倡导的环保原则“谁污染谁治理“是遥相呼应的;而且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惩治法人犯罪的一大有效手段就是罚金刑;其三,污染环境犯罪具有行政从属性,也属于刑法中的法定犯,那么该罪的刑罚的主导就不应该是自由刑和生命刑,应限制自由刑和生命刑在污染环境犯罪中的适用,而应加大对罚金刑在污染环境犯罪中适用;最后,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在一些国家有关环境立法中以罚金刑代替自由刑表现的尤为明显,借鉴这些国外发达国家的环境刑事立法经验,罚金刑也应当成为环境犯罪的主要刑罚。  

其次,明确污染环境犯罪罚金刑的处罚数额。如上所述,我国对于污染环境罪的罚金刑并没有规定明确的处罚方式,只是规定了并处罚金。因此在我国《刑法》中关于污染环境犯罪适用罚金刑的规定是非常笼统的,不同的主体犯环境污染犯罪需要判处罚金时,基本上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同的犯罪情况应该如何判处罚金,罪重与罪轻判处罚金的差额如何进行划分,这些在刑法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就容易导致不同地区的法官在处理案件时采用不同的标准,造成相似情节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判处时得到不同的结果,除此之外,这些规定赋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造成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臆断,不利于我国关于污染环境犯罪的惩治。因此,基于上述现状,立法者应该统一环境犯罪的罚金刑标准,将污染环境犯罪的罚金刑确定上限和下限,改变由法官自由决定罚金数额的这种的无限额罚金刑的立法状况。笔者认为,根据刑法制裁手段的严厉性这一法律特点,在对污染环境犯罪的罚金刑的数额进行确定的时候,对于同类污染行为刑法规定的罚金数额应该高于该行为的行政罚款数额,同时应低于犯罪所造成的损失以及恢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所付出的费用,将实际损失和恢复费用作为污染环境犯罪罚金刑的最高限额。  

 

 [参考文献]

1)《环境犯罪司法适用问题解析》王秀梅《湖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2)《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中被告人举证责任论要》,《福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3)《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研究》杜澎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3月北京第一版91页。 
4)《环境犯罪主观归责制度研究》,赵军等,《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第182页。

 

作者单位:宜昌市三峡坝区人民检察院

作者:赵宜

上一篇新闻: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程序探究
下一篇新闻:对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起诉人权力的探讨

全省检察院网站链接
分享到腾讯微博
分享到微信